文|王安民

(相关资料图)

我们家成了地下联络点，父亲不但印传单，还兼任着交通员工作，送情报、送传单、运送物资、经费。

我的父亲母亲

1938年夏天，组织上有一批经费需要转送，有几十块银元，当时这在农村算得上是一笔巨款。沿途有国民党的哨卡、特务，还有土匪出没，一个普通农民携带这么多银元既不安全，也容易引起怀疑。父亲就让我奶奶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红高粱面蒸成了饼子，把银元一个个夹在饼子里。然后，背着干粮袋扛着锄头，扮成打短工的样子上路了。没想到，走到半路因为天气炎热，有些饼子皲裂了露出里面的银元，这可咋办？父亲情急之下，躲到僻静处，掰下一块饼子，嚼成糊状抹到裂缝处，这样一路“涂涂抹抹”，终于把银元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。

沾化濒临渤海湾，历代海陆盗匪出没，民国时期军阀混战，官匪一家。七七事变爆发后，国民党收编的土匪队伍借抗日之名行反共之实，匪首称雄称霸，与日军勾结、鱼肉人民。周围各县土匪和封建武装也蜂拥而起，祸乱地方，伪军、伪组织纷纷建立。

沾阳棣（沾化、阳信、无棣）三边地区西邻冀鲁边区根据地，东靠清河区根据地，是联系两战略区之间的“咽喉要冲”，这里是我党开展活动较早的地区。1938年9月，八路军115师343旅政委萧华率领的旅机关一部到达乐陵。此后，八路军在今天滨州辖区内的沾化、无棣、阳信、惠民等地与日、伪、匪多次展开激烈战斗，写下了冀鲁边区抗日的辉煌篇章。

1938年农历年底，组织上决定杂货铺停业处理，把油印机保存起来，利用有利时机，指定父亲充任苏家乡伪乡长职务，以公开的身份掩护从事地下工作，并指示单线联系，不发生横的关系。1939年初，组织派我父亲化名“李振乾”打进了“鲁北行署直辖第三旅第三团”中搞抗战地下兵运工作，分化瓦解顽军。

这个第三团的团长叫傅瑞五，1904年生于沾化县冯家乡傅家村，在盟兄弟中排行第七，人称傅老七。他曾经下海为匪，1934年6月，傅瑞五与任富贵等人在渤海劫持了英国商船“顺天轮”，引起中英两国外交事件。事后，他逃往上海改业经商。1938年他从上海回到家乡拉队伍，这年冬天，他的队伍被国民党收编为鲁北行署直辖第三旅第三团，他任团长，人称“傅三团”，驻扎在沾化县五十二村一带。

傅文沐家境殷实，其父亲、叔父都是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，与傅瑞五是同族关系，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傅文沐与傅瑞五拉上关系，为开展地下工作打下基础。

父亲打入“傅三团”的张振东营（简称“张营”后称“张团”） 当“师爷”，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，在敌伪内部长期隐蔽，积蓄力量，待机行动。形势严峻，敌人控制很严，战斗在敌人心脏如同行走在刀尖上，在这样一支土匪混杂的队伍里搞地下工作，无疑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。

《沾化县志》中记载：“无棣县中共负责人傅文沐利用同族关系首次与傅瑞五取得联系，派王秩山( 化名李振乾)、王富恒、郭宝莲等打入傅部的张振东营。”父亲后来回忆，他那时很苦闷，因为穿着国民党军服跟顽匪混到一起，让很多人产生了误解，他要忍受民众甚至亲人的责骂和误会。不能有任何解释，只能怀着坚定的信仰无条件执行组织上安排的任务，默默地潜伏，即使遭遇不白的冤屈。

1938年8月，当时任八路军山东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萧华将军（前右一）与部分八路军战士们在一起的合影（资料片）。

父亲记得很清楚，1939年10月22日，八路军“东进抗日挺进纵队”（司令员萧华，政委符竹廷）派出程政述指导员和张庆余连长率领的一个连，由傅文沐引导，进抵沾化冯家一带，与傅瑞五部搞武装统战工作。父亲以傅部军官的身份被派到这个连队介绍了日伪敌情、周围村庄地理情况。10月23日，傅文沐和傅瑞五取得联系后，傅瑞五还假惺惺地宴请了程政述、张庆余两位同志，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，但是没想到他转脸就背信弃义。

10月25日，八路军转移驻扎在冯家村、刘家村一带，这天早晨，父亲正和几个村长筹集给养，柴家乡长张云峰找来，秘密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“地方恶势力与傅瑞五密谋要缴八路军这个连的枪。”

父亲急坏了，一边交待各村长把给养送军需处，一面去找傅文沐。在苏玉山家找到了傅文沐，父亲把他叫出来汇报了情况。傅文沐马上写了信，说：“舅，你赶紧去送给程政述、张庆余同志，他们住刘家村，我今晚有紧急任务要过河，不能上部队去了。你要和程、张同志研究转移小山根据地的路线，不要经过危险的村庄。”

父亲赶到刘家村找到了程、张两位同志，然而，没想到傅瑞五手下的两个小头目正在此处，虽然他们很快就离开了，但也生出了疑心。

程、张两位同志得知消息后，一面通知司务长早开饭准备出发:一面与父亲研究转移路线，经过周密策划，八路军这个连迅速开拔脱离险境，安全返回小山根据地。

父亲后来回忆：“离开连队时，我要了一些报纸文件。出村以后，我计划先到王尔庄的张振东营部，没想到刚走到孙王庄西，迎头遇到傅瑞五派来找我的人。知道情况不妙，途中看到一块耕好准备种麦子的地，我装作去解手，把文件报纸埋在垧沟里了。”

傅瑞五的阴谋没有得逞，怀疑父亲给八路通风报信，一回到傅家村，父亲就被逮捕遭到重刑拷打，坐“老虎凳”昏死过去好几回，又被凉水泼醒。老虎凳垫上了7块砖，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。但他没有泄露半点党的机密，坚决不承认和八路有关系。拷打到半夜，村外忽然传来机枪小炮声。傅瑞五吼叫道：“李振乾！你听听，外边皇军来打八路了，我傅三团在皇军手里，如有八路嫌疑，我给你一个满门家灭，孩芽不留！”随后，傅三团转移，派人架着父亲转移到白家村。幸亏组织营救（傅文沐写信让其父送给傅瑞五），家中求保被释放了，仍在傅三团留用。家中请客送礼卖掉8亩半地，花费250余元，父亲暂时回家休养，腿伤后来留下了后遗症。

10月28日，傅文沐来家探望，父亲把被捕情况做了详细汇报，两人商定把油印机转移到本村王荣华（傅文沐表弟）家藏起来。后来，王荣华把油印机交给沾化县委，1964年社教期间沾化县阶级教育展览馆还曾经展出过，我父亲看到后兴奋地说：“这就是我当年用过的油印机，你看，纱网框的左下角坏了，我还钉了个钉子。”这台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油印机就是红色历史的见证。

这次见面后不久，1940年3月，在党组织及抗日武装遭受巨大损失的险恶环境下，傅文沐受命代理无棣县委书记，7月份正式任职。1940年11月29日拂晓，他带领手枪队参加地委会议返回途中，在单家屯遭日军包围，激烈战斗中身负重伤英勇牺牲，年仅23岁。每当回忆起傅文沐，父亲总是泪流满面，为他的英年壮烈感到心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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